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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目前行政区划管理体制基本上是“国家—省(自治区、直辖市、新疆兵团)—地级市(自治州、地区、盟、师)—县(县级市、市辖区、自治县、旗、自治旗、林区、特区、团、农场、牧场、县级功能区)—镇(乡、民族乡、民族镇、街道、县辖区)—村(社区、连)”六级，但是也有很多简化管理层级的试点，大概有“省直管县”、“市(地级市)直管乡镇”和“市直管村和社区”三类。“省直管县”比如河北省：辛集市、定州市。河南省：济源市(单列的具有正厅级地级市管理权限)、巩义市、兰考县、汝州市、滑县、长垣县、邓州市、永城市、固始县、鹿邑县、新蔡县。江西省：共青城市、瑞金市、丰城市、鄱阳县、安福县、南城县（江西省为试点直管县）。山东省: 淄博市: 高青县、沂源县，潍坊市：安丘市、临朐县，济宁市：泗水县、金乡县、鱼台县、汶上县、梁山县、微山县，泰安市: 宁阳县、东平县，日照市: 莒县、五莲县，临沂市: 郯城县、平邑县、沂水县、兰陵县、蒙阴县、临沭县，德州市：夏津县、庆云县、乐陵市、宁津县、临邑县、平原县，聊城市：莘县、冠县、临清市、阳谷县、高唐县，滨州市：惠民县、阳信县、无棣县，菏泽市：曹县、鄄城县、单县、成武县、巨野县、郓城县、东明县。湖北省直管的天门市、仙桃市、潜江市、神农架林区，海南省直管的县市，新疆自治区直管的县级市(新疆兵团管理的“师市合一”城市)，所谓“省管县”体制是指：省市县行政管理关系由目前的“省——市——县”三级体制转变为“省——市、县”二级体制，对县的管理由现在的“省管市——市管县”模式变为由省替代市，实行“省管县”模式，其内容包括人事、财政、计划、项目审批等原由市管理的所有方面。“市直管乡镇和街道”，这里说的市是指地级市，比如我国目前仅存的四个“直筒子地级市”东莞市、中山市、嘉峪关市、儋州市。最后一个“市(县级市)直管村和社区”，目前全国只有浙江省温州市代管的县级龙港市。

这三种模式都是为了简少一个行政层级，但究竟哪一种模式更科学更合理呢？除了专家届的讨论外，广大网友也在激烈争论。优点都是减少了管理层级，扁平化管理精简了财政供养人员，降低了行政管理成本，提高了管理效益。缺点各不相同，对现有的“市管县”这一行政管理模式，批评者认为其管理效率太低，不利于发挥县一级政府在经济发展和社会管理中的主体职能。对“地级市直管乡镇”的缺点，批评者认为直筒子地级市模式实行了几十年，一直没有推广开来，反而越来越少，比如以前的直筒子市三亚市、三沙市都纷纷设立了市辖区，原因就是国家规定了只有设区的市才有地方立法权，而直筒子市不是设区的市，所以在这个方面弊端比较明显。而关于“县级市直管村和社区”，目前只有龙港市在试点，究竟效果如何，目前还不好轻易下结论。

先说市直管镇。这里的“市”指的是地级市，市管镇的代表是东莞模式，包括广东省东莞市、中山市，海南省儋州市，甘肃省嘉峪关市四个不设区的地级市(直筒子市)。由于珠三角地区经济发展迅速，所以市管镇模式被很多人推崇。东莞之所以实行市管镇就是因为取消了“市辖区”一级政府，可以给乡镇政府更大的自主权，而地级政府直管乡镇自身的权力和灵活性也在增大，顺应了改革开放初期的形势。但这个优势并不可持续。随着经济的发展，不断有新的行业出现，旧的行业也会产生新的业务，而城市人口本身也在膨胀。这就导致管理压力在不断增大，需要处理的政务数量和等级都在增加。例如，一个小城市可能不会碰上外资大企业要大规模在市内设厂的问题，但发展到中型城市可能就遇到了，这时候原本的级别可能就无权审批此类事项。往往导致需要请上级政府审批，又出现了审批一个项目需要去几十个部门来回“跑”的问题。

最大的表现就是，东莞不断给镇扩权，本身农业税废除后，乡镇政府在法律规定范围内的职权和事务已经很小了，基本属于面向农村地区，解决三农问题，负责维稳、教育、卫计一类的政府组织。而珠三角高度城市化，乡镇政府却不得不肩负起发展城市的职责，而很多城市管理审批权乡镇在法律上是不具备的，这形成了“小马拉大车”尴尬局面。这个矛盾就导致东莞不得不给镇扩权。这就导致这些“经济强镇”已经成为实际意义上的市辖区了。但由于东莞直辖的镇太多了，反而降低了效率。很多镇在财政和资源分配上本来就不容易达成一致，对于一个沿海大城市，效率就是生命，几十个乡镇不容易统筹兼顾，严重降低了效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