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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全球化的廉价劳动市场化与社会化趋势在中国长三角为核心的各级城市蔓延开来，女性劳动力具有商品交换意义的属性，女性劳工或者具有流动身份的女性工人也成为了学术关注对象。在对新生代农民工、外出打工者的研究中，女性打工者成为研究者聚焦的社会议题之一。

从外地来的“外来妹”或者“打工妹”一般指称年轻、具有“身体资本”的打工女孩以及其姐妹，在深圳及长三角一带工厂工作的年轻女性还有另一个称呼——“厂妹”。“妹”这个词在港台地区以及中国南方城市和经济特区特别常用，尽管不是全部，但是大多数“打工妹”都是年轻的单身女性。同时，“妹”是一种居高临下的称呼，意思是年轻姐妹或者女孩。在城市话语和媒体中已经简化为一种笼统的称呼。潘毅以及许多其他学者认为，“打工妹”作为一种特殊的社会身份在制度、文化的共同作用下，被塑造成一种受制度歧视的、受资本剥削的、受男性统驭的、受城市市民排斥的社会分类。这里“妹”的指向性既清晰又模糊，她们的边缘与弱势在城市与乡村的二元对立中显得更加分裂与挣扎。一方面女性化劳动中经济价值被低估的现象较为普遍。另一方面在媒介化社会背景下打工妹的个体意识和寄托又发生了怎样的变迁?基于此，了解该对象以及她们的话语投射出的身份和认知尤为重要。

外出打工的原因

随着社会变迁和农村生活水平的提高，因为乡村贫穷和家庭生活压力而外出务工的情况锐减，那么为什么还是有如此多年轻的农村女孩选择背井离乡、忍受另眼相看的压力来到城市呢?“在家没有事情做，去外面能赚钱啊，这样自己有钱用更好。”“其实我是不想跟家里那些人一样。”通过访谈发现成为“打工妹”的意愿大部分并非是被动的，而是一种个体的自我选择，对自身的一种自我支配。“⋯⋯我肯定还是要去的，老板扣了我工资啊，那是我自己赚的。那当初我一个人在上海上班，本来就是觉得大地方发展好。现在我再去这一年就会回来的，我跟他(未婚夫)讲好的。” 为了能够让“迟早”要到来了农村婚姻生活延迟一些时间，访谈对象03YN不仅主动要求外出务工，并且采用协商式的策略以平衡好各方面的关系。

以往研究者对“打工妹”的外出务工动机取向分为叛逆型与顺从型。主要包括逃避农村现有的困境、来自婚姻的禁锢、闲在家中的遭受的社会压力以及为了报答父母赚钱贴补家用等。赣东北某村的习俗是，学习成绩好，才有升学可能性。假如成绩太差，往往只能读到小学三年级便辍学在家照顾弟妹，等到十五六岁便跟随同村人或父母外出务工，一般以进厂工作为主，很大一部分具备闯劲和敢于突破的打工者，可能会进入销售楼房、销售衣服和化妆品行业。

他者眼中的“打工妹”

其他人群，特别是乡村同龄人是如何看待“打工妹”以及她们的身份呢?笔者对从农村走出来的大学生以及已经在城市扎根的青年进行了访谈(访谈对象为在读学生)。其中一位叙述道：“打工妹，是我所错过的一个身份。在高中时期，我脑海里有了出去打工的概念。或者村里婶婶们说‘出去做事了’，哪里不能做事呢?所以对于这样的话题，我永远也没有直接的个人体验。这些事情离我最近的是在快高二那一年。假如我没有进入重点班，天真的我幻想了很多我也要去打工的场景。”另一位访谈对象则更多思考了自己与打工者的差异，“有一天和一群初中毕业就出去打工并且事业小有成就的同学吃饭。席间有人问我读那么多书是为什么，有什么好处，我一时答不上来。整个晚上都在思考这个问题。相册里的一些照片无意间给了我启发。前几天看到山上好多桃花，便停下车来，走了好远的路，拍了几张照片。⋯⋯现在想想，(偏执地)对美好事物的眷恋和赞赏，这或许就是我和他们的不同之处吧。当然，还包括他们口中的“忧国忧民”。⋯⋯”

相对于接受过高等教育的青年，“打工妹”更加关注个人的情绪和生活状态，对于媒体报道的感知力较低，不太关注与自己身份相关的报道。例如许多“打工妹”并不知道富士康跳楼事件或者媒体对于“厂妹”的相关报道。相比这些她们反而了解媒体关于“剩女”的报道，其中一位访谈者就很担心“我自己不觉得自己年纪大，而且在上海这样的大城市很多人都没结婚，剩女也没什么，但是家乡就不同了，别人会指指点点，父母也有压力。”